数千里外,得长者时赐一书,以慰长想,即亦甚幸矣;何至更辱馈遗,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?书中情意甚殷,即长者之不忘老父,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。
至以“上下相孚,才德称位”语不才,则不才有深感焉。 夫才德不称,固自知之矣;至於不孚之病,则尤不才为甚。
且今之所谓孚者,何哉?日夕策马,候权者之门。门者故不入,则甘言媚词,作妇人状,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,而主人又不即出见;立厩中仆马之间,恶气袭衣袖,即饥寒毒热不可忍,不去也 。抵暮,则前所受赠金者,出报客曰:“相公倦,谢客矣!客请明日来!”即明日, 又不敢不来。夜披衣坐,闻鸡鸣,即起盥栉,走马抵门;门者怒曰:“为谁?”则曰 :“昨日之客来。”则又怒曰:“何客之勤也?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?”客心耻之 ,强忍而与言曰:“亡奈何矣,姑容我入!”门者又得所赠金,则起而入之;又立向所立厩中。 幸主者出,南面召见,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:“进!”则再拜,故迟不起; 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,则固请。主者故固不受,则又固请,然后命吏纳之。 则又再拜,又故迟不起;起则五六揖始出。出揖门者曰:“官人幸顾我,他日来,幸 无阻我也!”门者答揖。大喜奔出,马上遇所交识,即扬鞭语曰:“适自相公家来, 相公厚我,厚我!”且虚言状。即所交识,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:“某也贤!某也贤!”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
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,长者谓仆能之乎?前所谓权门者,自岁时伏腊,一刺之外,即经年不往也。闲道经其门,则亦掩耳闭目,跃马疾走过之,若有所追逐者,斯则仆之褊衷,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,仆则愈益不顾也。每大言曰:“人生有命,吾惟有命,吾惟守分而已。”长者闻之,得无厌其为迂乎?
乡园多故,不能不动客子之愁。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,则又令我怆然有感。天之与先生者甚厚,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,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,幸宁心哉!
译文
在数千里以外,时常得到您老人家的来信,安慰我的长久想念,这已经十分幸运了。竟然还承蒙您赠送礼物,那么我更要用什么来报答呢?您在信中表达的情意十分恳切,说明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,从而也可以知道老父亲是很深切地想念您老人家的。
至于信中以“上下要互相信任,才能和品德要与职位相符合”的话教导我,正是我所亲切感受到的。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不相符,本来我就知道的。至于不能做到上下相互信任的弊病,在我的身上表现得更厉害。
且看当今社会上所说的上下信任是怎么一回事呢?当他从早到晚骑马去权贵人家的门口恭候的时候,守门的人故意为难不肯让他进去,他就用甜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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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报刘一丈书》是一篇书信体散文。文章通过一则精彩的官场现形记的特写,把所谓的“上下相孚”揭露得淋漓尽致,然后对比作者自身的行为,正面表明其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。全文思想深刻,切中时弊,语言简洁流畅,文笔犀利生动,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,直接指斥了严氏父子专擅朝政、结党营私的罪行,相当深刻地揭露出当时官僚集团内部的污浊与丑恶。
《报刘一丈书》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。“刘一丈”,名介,字国珍,号墀石。“一”,表排行居长,即老大。“丈”,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。刘一丈,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,排行老大。也是江苏兴化人,与宗臣家有世交,与宗臣父亲厚交40余年。因宗、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,所以在《报刘一丈书》中,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,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,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。《报刘一丈书》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,全文四段,共分三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
(第1自然段)是书信的开头部分,写的是客套话,作者以晚辈的身份、恭敬的口气,感谢刘一丈的来信、馈赠,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。
一
《报刘一丈书》虽是书信体的记叙文,但它的形象性和讽刺性是很突出的。作者痛斥时弊,开始提出“上下相孚”,接着就画出了官场现形记的漫画,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,给人以形象的回答。“干谒求进”的典型化情节,突出了官场的实质,达到了以少胜多的作用。三个不同的人物各具特色:
“客(干谒者)”这个形象凄凉昏木,娇人瞒上,是一个不惜一切往上爬的小人。作者着重刻画了他的媚相、狂相。
“相公(权者)”气焰赫赫,贪污纳贿却又骄横虚伪,他是黑暗势力的代表。着重刻画他的傲相、伪态。
“守门人(门者)”狐假虎威,敲诈勒索,是一个贯会仗势诈钱的
宗臣(1525~1560)明代文学家。字子相,号方城山人。兴化(今属江苏兴化)人。南宋末年抗金名将宗泽后人。嘉靖二十九年进士,由刑部主事调吏部,以病归,筑室百花洲上,读书其中,后历吏部稽勋员外郎,杨继盛死,臣赙以金,为严嵩所恶,出为福建参议,以御倭寇功升福建提学副使,卒官。诗文主张复古,与李攀龙等齐名,为“嘉靖七子”(后七子)之一,散文《报刘一丈书》,对当时官场丑态有所揭露,著有《宗子相集》。
金履祥,字吉父,婺之兰溪人。其先本刘氏,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,更为金氏。履祥从曾祖景文,当宋建炎、绍兴间,以孝行著称,其父母疾,斋祷于天,而灵应随至。事闻于朝,为改所居乡曰纯孝。履祥幼而敏睿,父兄稍授之书,即能记诵。比长,益自策励,凡天文、地形、礼乐、田乘、兵谋、阴阳、律历之书,靡不毕究。及壮,知向濂洛之学,事同郡王柏,从登何基之门。基则学于黄榦,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。自是讲贯益密,造诣益邃。
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,履祥遂绝意进取。然负其经济之略,亦未忍遽忘斯世也。会襄樊之师日急,宋人坐视而不敢救,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,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、蓟,则襄樊之师,将不攻而自解。且备叙海舶所经,凡州郡县邑,下至巨洋别坞,难易远近,历历可据以行。宋终莫能用。及后朱瑄、张清献海运之利,而所由海道,视履祥先所上书,咫尺无异者,然后人服其精确。
德祐初,以迪功郎、史馆编校起之,辞弗就。宋将改物,所在盗起,履祥屏居金华山中,兵燹稍息,则上下岩谷,追逐云月,寄情啸咏,视世故泊如也。平居独处,终日俨然;至与物接,则盎然和怿。训迪后学,谆切无倦,而尤笃于分义。有故人子坐事,母子分配为隶,不相知者十年,履祥倾赀营购,卒赎以完;其子后贵,履祥终不自言,相见劳问辛苦而已。何基、王柏之丧,履祥率其同门之士,以义制服,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。
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,秘书丞刘恕为《外纪》,以记前事,不本于经,而信百家之说,是非谬于圣人,不足以传信。自帝尧以前,不经夫子所定,固野而难质。夫子因鲁史以作《春秋》,王朝列国之事,非有玉帛之使,则鲁史不得而书,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。况左氏所记,或阙或诬,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。乃用邵氏《皇极经世历》、胡氏《皇王大纪》之例,损益折衷,一以《尚书》为主,下及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,旁采旧史诸子,表年系事,断自唐尧以下,接于《通鉴》之前,勒为一书,二十卷,名曰《通鉴前编》。凡所引书,辄加训释,以裁正其义,多儒先所未发。既成,以授门人许谦曰:“二帝三王之盛,其微言懿行,宜后王所当法,战国申、商之术,其苛法乱政,亦后王所当戒,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。”他所著书,曰《大学章句疏义》二卷,《论语孟子集注考证》十七卷,《书表注》四卷,谦为益加校定,皆传于学者。天历初,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。
初,履祥既见王柏,首问为学之方,柏告以必先立志,且举先儒之言:居敬以持其志,立志以定其本,志立乎事物之表,敬行乎事物之内,此为学之大方也。及见何基,基谓之曰:“会之屡言贤者之贤,理欲之分,便当自今始。”会之,盖柏字也。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,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,履祥则亲得之二氏,而并充于己者也。
履祥居仁山之下,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。大德中卒。元统初,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,移书学官,祠履祥于乡学。至正中,赐谥文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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