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

韩愈〔唐代〕

　　右臣伏以今年已来，京畿诸县，夏逢亢旱，秋又早霜，田种所收，十不存一。陛下恩逾慈母，仁过春阳，租赋之间，例皆蠲免。所征至少，所放至多；上恩虽宏，下困犹甚。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，拆屋伐树以纳税钱，寒馁道途，毙踣沟壑。有者皆已输纳，无者徒被追征。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

　　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，同于赤子。至或犯法当戮，犹且宽而宥之，况此无辜之人，岂有知而不救？又京师者，四方之腹心，国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。今瑞雪频降，来年必丰，急之则得少而人伤，缓之则事存而利远。伏乞特敕京兆府，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，征未得者，并且停征，容至来年蚕麦，庶得少有存立。

　　臣至陋至愚，无所知识，受恩思效，有见辄言，无任恳款惭惧之至。谨录奏闻，谨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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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疏叙事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　　右题，臣俯首，今年以来，京城周边各县，夏季遭遇大旱，秋季又逢早霜，农田收成，十不存一。陛下的恩德胜过慈母，仁爱超出生养万物的春阳，对于租税赋税，一概予以免除。朝廷征收的极少，免除的极多；皇上的恩泽虽然广大，百姓的困苦却依然十分严重。甚至听闻有百姓抛弃子女、遣散妻子来求取食物，拆屋伐树来缴纳户税，在道路上受冻挨饿，死在沟壑之中。家中有财物的人都已缴纳完毕，一无所有的人仍被催逼征税。我认为这都是群臣未曾进言、陛下不曾知晓的情况。

　　臣私下觉得陛下爱惜百姓，如同爱护初生婴儿。甚至有人犯法应当处死，陛下尚且宽恕赦免，何况这些无辜的百姓，哪里有明知苦难却不救助的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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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　　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冬，时韩愈三十六岁，在京任监察御史。韩愈到御史台后，正好遇到朝野关注的两件大事：一是当时由宦官把持的“宫市”和“五坊小儿”之害，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愤怒和反对。第二件事是韩愈擢迁监察御史之际，恰值关中遭受严重旱灾。然而，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，一面欺瞒朝廷，一面横征暴敛，使灾情愈演愈烈。韩愈见此，忧心如焚，决心上书朝廷，为民请命，以减缓税赋。他为了弄清灾情的实际程度，便约同张署和李方叔二人，下到京城附近的农村去亲自察看，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，人们衣不遮体，不仅卖儿卖女，拆房卖地，而且竟以人尸充饥，更加痛心疾首，当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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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　　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一文，集中体现了韩愈的思想境界、精神品质与高尚情操。

　　首先，文章充分彰显了韩愈忧国忧民、忠诚报国的精神。他认为京畿地区是 “四方之腹地，国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”，这是巩固国家政权、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。因此，他秉持 “有见辄言” 的原则，在群臣未曾进言、陛下尚未知晓灾情的情况下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上书直言灾情的真实面貌。

　　其次，文章深刻体现了韩愈 “以民为本” 的思想。他在文中大声疾呼、为民请命，指出由于奸佞当道，“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”，导致 “上恩虽弘，而下困犹甚”。他毫无顾忌地揭露了当时 “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，

韩愈（768年－824年12月25日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（今河南孟州）人，一说怀州修武（今河南修武）人，自称“郡望昌黎（今辽宁义县）” ，世称“韩昌黎”“昌黎先生”。中国唐朝中期官员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，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，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，累迁吏部侍郎，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（824年），韩愈病逝，年五十七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文”，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追封昌黎郡伯，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，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