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,见其感慨激烈、愤郁不平之气,勃勃不能自抑。以为君子之处世,轻重之衡,常在于我,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,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。设不幸而处其穷,则所以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者,亦必有其道。何至如闾巷小夫,一不快志,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?盖孔子亟美颜渊,而责子路之愠见,古之难其人久矣。
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憯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
译文
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、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,这种情感十分激烈,难以抑制。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,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、尺度,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,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,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。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,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,性情得到愉悦的人,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,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,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?孔子常常赞美颜渊,责备子路的恼怒,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。
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,文章中
此文深刻剖析了作者对司马迁与陶渊明人生哲学的理解。他年少时读《史记》,认为君子应坚守内心标准,不因境遇变迁而动摇;转而读陶潜文集,被其淡泊平和、超脱物外的境界所吸引,认为他不仅不为贫穷所困,反以之为乐,其文字能净化人心。作者赞赏陶渊明为古代善处穷境之人,并认为其人生哲学可媲美孔子之道;同时,批评时人仅关注陶渊明易代之际的大节,而忽视其乐天知命的实质。最后,作者自比今之穷者,以“陶庵”为居,表达了对陶渊明人生哲学的仰慕与追随,展现出深邃的人生思考与对先贤的崇敬。
归有光(1506~1571)明代官员、散文家。字熙甫,又字开甫,别号震川,又号项脊生,汉族,江苏昆山人。嘉靖十九年举人。会试落第八次,徙居嘉定安亭江上,读书谈道,学徒众多,60岁方成进士,历长兴知县、顺德通判、南京太仆寺丞,留掌内阁制敕房,与修《世宗实录》,卒于南京。归有光与唐顺之、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、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,并称为嘉靖三大家。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,在当时被称为“今之欧阳修”,后人称赞其散文为“明文第一”,著有《震川先生集》《三吴水利录》等。
越中山之大者,若禹穴、香炉、蛾眉、秦望之属,以十数,而小者至不可计。至于湖,则总之称鉴湖,而支流之别出者,益不可胜计矣。郡城隍祠,在卧龙山之臂,其西有堂,当湖山环会处。语其似,大约缭青萦白,髻峙带澄。而近俯雉堞,远问村落。其间林莽田隰之布错,人禽宫室之亏蔽,稻黍菱蒲莲芡之产,畊渔犁楫之具,纷披于坻洼;烟云雪月之变,倏忽于昏旦。数十百里间,巨丽纤华,无不毕集人衿带上。或至游舫冶尊,歌笑互答,若当时龟龄所称“莲女”“渔郎”者,时亦点缀其中。
于是登斯堂,不问其人,即有外感中攻、抑郁无聊之事,每一流瞩,烦虑顿消。而官斯土者,每当宴集过客,亦往往寓庖于此。独规制无法,四蒙以辟,西面凿牖,仅容两躯。客主座必东,而既背湖山,起座一观,还则随失。是为坐斥旷明,而自取晦塞。予病其然,悉取西南牖之,直辟其东一面,令客座东而西向,倚几以临即湖山,终席不去。而后向之所云诸景,若舍塞而就旷,却晦而即明。工既讫,拟其名,以为莫“豁然”宜。
既名矣,复思其义曰:“嗟乎,人之心一耳!当其为私所障时,仅仅知我有七尺躯,即同室之亲,痛痒当前,而盲然若一无所见者,不犹向之湖山,虽近在目前,而蒙以辟者耶?及其所障既彻,即四海之疏,痛痒未必当吾前也,而灿然若无一而不婴于吾之见者;不犹今之湖山,虽远在百里,而通以牖者耶?由此观之,其豁与不豁,一间耳。而私一己、公万物之几系焉。此名斯堂者与登斯堂者,不可不交相勉者也,而直为一湖山也哉?既以名于是义,将以共于人也,次而为之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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